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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渭南︱关中“山东庄”的由来及变迁

核心提示: 广袤富饶的关中平原,东起大荔,西至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棋布着400多个以山东人为主体(或者纯粹是山东人)、完全保持着齐鲁地道习俗、沿用山东纯正方言的山东村落(当地人称“山东庄”),总人口达到30万,尤其以关中东府的三原、泾阳、高陵、临潼、阎良、临渭、富平、蒲城、大荔9县区最为密集。

广袤富饶的关中平原,东起大荔,西至眉县的渭河南北两岸200多公里的范围内,棋布着400多个以山东人为主体(或者纯粹是山东人)、完全保持着齐鲁地道习俗、沿用山东纯正方言的山东村落(当地人称“山东庄”),总人口达到30万,尤其以关中东府的三原、泾阳、高陵、临潼、阎良、临渭、富平、蒲城、大荔9县区最为密集。在这些县区内形成了“山东庄”与本地村落交织相间、和谐共存的格局。这些“山东庄”至今大多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那么,在关中大地缘何有如此之多的以山东人为主体的村落,耐人寻思。究根溯源,关中“山东庄”的形成,主要源于上世纪初期的那场旷日持久、规模较大而又鲜为人知的山东移民迁徙关中的故事。

自同治元年(1862年)起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0余年间,陕西关中地区,始终是战乱不止、天灾不断,少有宁日。时隔20年,光绪廿六至廿七年(1900年—1901年),关中又再次遭逢波及秦晋两省历时两年的旱灾劫难。1929年波及秦晋两省被于右任先生慨叹为“近三百年来所仅有”的百年不遇的大旱又降临关中大地。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关中接连4次遭受战火、天灾的蹂躏和洗劫。

战乱、大灾过后,一向富庶的关中平原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十室九空,人口锐减,田地荒废,狐狼出没,百业萧条,满目疮痍。“变乱以来,汉回人民死亡大半”,土地“荒瘠殊常”。“自道光丁未至光绪己卯,仅三十余年,而饥馑频仍,干戈迭起,生灵之灾难苦不堪言”,“至光绪三四年,三载不雨,六料不收,麦价贵至两串零……老弱转沟壑,壮者散四方,饿殍遍野,人自相食。且鼠虫过多,豺狼甚广,诚数百年不经见之奇灾也”。“井里凋残,人烟稀少”。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春,长安、咸宁、华阴等县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猫贵至千钱”。1929年大旱,致使“饿毙者先后相继,多至绝户”,“渭北之大荔、蒲城、澄城、合阳、三原、泾阳等为最甚”,“田地荒芜,蓬蒿没胫”,“此种惨事,实近三百年所仅有也”。

战乱、大灾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关中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研究表明,仅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旱灾,就使得陕西人口损失约710万。作为同期和随后山东移民主要落脚地的关中东府诸县在战乱、大灾过后更是人口大幅减少,如三原、朝邑、大荔、蒲城、高陵、富平六县人口平均减少62.2%。可见,战乱、大灾造成了关中平原地旷人稀,为山东移民迁居关中进而生存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土地资源。

从山东方面看,上世纪初期,山东如同陕西一样,饱受天灾人祸侵袭,尤其是天灾像幽灵一般挥之不去。例如,光绪二年至六年(1876年—1880年)持续5年的大旱,不独陕西是重灾区,同时又殃及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其中以丁丑年(1877年)、戊寅年(1878年)旱情最烈,史称“丁戊奇荒”。至上世纪中期,山东境况并未见多少改观,兵祸、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交替出现,间或伴有黄河泛滥,有时这些灾害迭次发生甚至叠加在一起。天灾人祸的反复肆虐,导致山东民众生计维艰,卖妻鬻子,流离失所,死者枕藉,“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青州“大率一村内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另外,山东自清代前期以来人口激增,有限的耕地资源无法满足迅速膨胀的人口对耕地的需求,人众地狭矛盾非常突出,无地或占地少于生存最底线的农民纷纷选择迁徙他乡。史料记载:清代山东耕地面积一直在9000万亩到1亿亩之间徘徊,由于人口剧增,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骤减,由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8.34亩降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3.34亩。而当时“每人四亩即可得生计”。换言之,上世纪初期,山东已有耕地已不能满足现有人口最低的生存底线。

不言而喻,兵燹、大灾之后人烟稀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物产丰饶、灌溉方便、气候适宜等农耕条件极为优越的关中地区,便成为屡遭天灾人祸吞噬折磨、无地少地的山东民众避难逃生的理想去处。

清末为官关中东部多地的鲁籍官员焦云龙积极倡导和组织家乡父老乡亲迁徙关中,最终促使关中“山东庄”大量出现。焦云龙(1840年—1901年),字雨田,山东长山县(今山东省周村区)人。同治十三年(1874年)进士,此后历任陕西米脂、三原、咸宁、临潼、安康、富平等县知县与绥德、商州知州,潼关厅抚民同知,在陕为官达28年之久。为官陕西期间,焦云龙勤政爱民,清正廉明,所到之处,兴利除害,禁毒缉盗、劝课农桑,招民垦荒,赈济灾民,办学育人,教化民众,不遗余力,被誉为“洁己爱民,近世罕见”。当他履职三原、咸宁、临潼、富平知县之际,“渭北各县荒田弥目”。目睹此情此景,他不禁喟然长叹:“满目蓬蒿状惨然,堪怜沃壤变荒田”。面对关中地旷人稀,百业俱废,联想到原籍地少人多,近年又频遭兵乱、大旱、河患、瘟疫等各种天灾人祸洗劫,百姓生计维艰,流离四方,转死沟壑,苦不堪言的实情,便决计招徕原籍乡亲迁陕垦殖谋生。随后,即捎书带信动员乡亲来陕。光绪九年(1883年)又借家父辞世回乡丁忧之机,亲自向乡亲宣传说:“落户西安府,人人有饭吃,家家有地种,天天吃白馍。”动员和组织乡亲迁陕,并率先说服胞弟、舅父、岳父等亲属带头举家迁陕。于是,光绪十年(1884年)遂有了第一批迁徙关中的山东移民。二山东移民迁入关中伊始,主要落脚在焦云龙正任职及先后任职的临潼、三原、富平诸县,除少数被安置于当地人的村落外,更多的则是三五家、十数八家于空旷的原野自成村落。接着,原籍族人、宗亲、朋友闻讯纷纷来陕投亲靠友,在关中已经落户扎根的移民或去信或返回原籍接亲朋来关中定居于刚刚形成不久的村落。此后以山东长山县(今山东周村区)为中心,在涟漪效应的作用下,不断向周边其他各县辐射,至有数十县、数万山东民众迁陕,所谓“(山东)垦田之人络绎而来”。这种基于地缘、亲缘、血缘特点的移民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涉及山东28县市,人数达数万之众。一批又一批的山东移民迁徙关中,致使关中山东移民村落数量愈来愈多,规模也愈来愈大。

由于荒地渐被垦殖殆尽及其他原因,山东移民落脚地也由最初焦云龙曾任职的临潼、三原、富平诸县,渐次向周边的高陵、泾阳、渭南、蒲城、大荔、朝邑(今合并于大荔县)等同样土旷人稀而农耕条件优越的县区扩展,也最终形成移民迁出地波及山东数十县、移民迁入地则主要集中在关中东部的临潼(含阎良区)、三原、富平、高陵、泾阳、渭南(今临渭区)、蒲城、大荔(含过去的朝邑县)八县的格局。

关中“山东庄”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地缘特点,即多由同一原籍地的移民聚集成村。在命名上也有着明显的移民或地缘特色,或以原籍县名、村名命名,如长山村、莱芜庄、淄川堡、兴旺庄;或以姓氏命名(最早到的立村者),如谭家村、刘家村;或寄托着美好愿望,如兴隆村、太平村、安乐村;或旨在弘扬移民精诚团结、艰苦创业与相互帮扶的精神,如双合村、双义村、仁义村、义和村等。由于山东移民独立成村,加上人口众多、山东庄际互通婚姻以及与原籍地联系密切等因素,所以,形成了现今关中平原400多个以山东人为主体(或者纯粹是山东人)、完全保持着齐鲁地道习俗、沿用山东纯正方言的“山东庄”的奇特现象。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如今,关中的“山东庄”,经历了100多年的时代巨变,“山东庄”的一代代山东人,秉承了山东人忠厚朴实、敦礼守信、吃苦耐劳等优秀品德,依靠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不屈不挠,筚路蓝缕,创业发展,重建家园,以其特有的勤劳、拼搏和坚韧,在关中大地书写下了一部奋发图强、艰苦创业、改天换地的厚重传奇历史;同时,“山东庄”的山东人与关中本地人长期和睦相处,休戚与共,患难相济,一道生产生活,实现了秦鲁两地乡俗、饮食、文化、生产技术与经验的交流交融和优势互补,对近代以来直至今天的关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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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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